新现实主义的开端是从反意识形态开始的，但罗西里尼很冷静，他没有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观下来讲述一个命运必然被写定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几乎是和历史同步的，所以带有一种记录片的属性。在二战巨大的精神冲击之下，罗西里尼可能也不知道在未来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或者更退一步，什么才是不会导向如纳粹般邪恶的。彼时的人们生活在动荡之中，holle树先生可以把握错误，但还无法把握正确。罗西里尼在反对纳粹、反对墨索里尼政府的虚假电影宣传的同时，holle树先生没有走向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背书里，它用更基本的更共性的东西来建立情感认同。生活是窘迫的，holle树先生甚至是狡猾的，但也还可以是幽默的。罗西里尼的新现实主义是对叙事限定的回应，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