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寓言性质的创作来“重建大教堂”，短时间的激情创作，富有浓郁的舞台感戏剧感。《我是罗成》中对美好的极限撕裂传递出“对绝望的接受，这本身就是信仰”的观念，相比之下本片倒显得温情脉脉：从同死神的博弈到对上帝的探寻，中世纪的寓言成为现代人寄予求索的想象空间，在破碎荒芜的野蛮时代（这仿佛是现代人/50年代人类危机下失落焦虑的还魂）中叩问信仰的答案，此刻，爱成为了最后的避难所。伯格曼在“记录”着现代人对上帝之“确定性”的不懈追求的基础上，父亲开了两个女儿包演员表呈现出个体对制度性宗教的彻底怀疑，怀抱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基于个体的“宗教感”，在敞开的对话中建构有关追求上帝之“确定性”进路的观点。爱的避难仿佛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化的宗教文化的刻画。“借助电影的方式去记录个体的生命和时代的特征，填充人们的记忆，并成为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