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在电影中追求一种强文学性与强哲学性的、几乎架空现实的叙述方式，童心共唱中国梦这种“电影诗”语言的呈现，或者说“室内心理剧”的手法，无疑彻底颠覆了电影的娱乐性特点，进一步拓宽这个媒介的可塑性。电影里的女主人公难以在肉体的我与精神的我中达到平衡，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但父亲对其流露的爱却是自我审视后的虚无与悲愤中挤出的一丝悲悯与愧疚。上帝是爱吗？上帝恐怕是一个借口——甚至不是一个好的借口。很难说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伯格曼内心深处对待信仰的态度可以说是决绝和苍凉的。伯格曼让生活本身作为他故事的叙述背景，仿佛远处的一个剪影和轮廓，童心共唱中国梦让他的形而上议题无尽地驰骋和凌驾在一切现实之上；而他的忠实拥趸伍迪·艾伦则让这些关于信仰，爱与死的议题穿过现实生活，和它形成一种类似于调情一样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