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戈达眼里只有两类对象，一类是不够左的人，一类是还不够左的电影。这一部虽拍在五月风暴之前，但革命立场已经初现端倪，电影性之道首先是对于传统美学的决裂与革新，电影性之道利用声画错位形成情节线以及现实的相互关涉，现实介入与思辨在场，辅助性切出镜头打断纯机械性记录现实等等。其次是表达层面的革命，类似于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提出的异化理论，即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时，才会提升到政治意识的层面，但维持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并不是生产关系本身，而是日常生活中携裹着的意识形态物。在戈达尔眼里：女性看似以自我为中心，电影性之道其实已不知不觉的被消费主义所建构。而男性虽迫切关心政治，但始终处在巴枯宁到马克思的折衷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借助存在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来进行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革命暴力。